“00后”網絡世代的社交：網絡圈子的依賴和血緣圈的疏離

羅雁飛  葉林園

（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碼”上閱讀

摘  要：【目的】 “00后”群體社交呈現(xiàn)出與親戚疏離和依賴網絡圈子兩種并存現(xiàn)象，本研究旨在對這兩種現(xiàn)象進行解釋與探討?！痉椒ā恐饕捎眠壿嬎急娴姆绞健Ｔ谒急孢^程中借鑒了現(xiàn)象學的兩個“形式結構”分析思路：（1）多樣性中的同一性結構；（2）在場與缺席的結構?！窘Y果】網絡圈子依賴的原因包括情感寄托、人-網社交個性化、線上社會資本的積累。斷親疏離的原因可概括為：從血緣到趣緣的關系嬗變；親輩的物理分離；逃離初級人群。從社會轉型的角度進行分析，依賴與疏離只是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過程中年輕世代社會交往的一體兩面?！窘Y論】網絡世代依賴網絡圈子、疏離親戚圈的行為有其時代性、合理性、同一性。他們遠離具有成熟社交規(guī)范和穩(wěn)定性的熟人圈子，投入社交倫理規(guī)范尚未建立、具有流動性的網絡圈子，又必然伴生一系列風險，值得進一步關注。

關鍵詞：網絡圈子依賴；斷親；陌生人社會；流動性；“00后”；社交        中圖分類號：G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34（2023）01-031-06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3.01.004

本文著錄格式：羅雁飛，葉林園.“00后”網絡世代的社交：網絡圈子的依賴和血緣圈的疏離[J].中國傳媒科技，2023（01）：31-36.

“00后”作為12歲到22歲的群體，正處于青少年階段或青年早期，他們告別了“主客體一體化”階段和“主客體互滲”階段，進入“主客體獨立”階段，其中年齡較大者已基本完成主客體獨立進程，學會以主體“我”去認知客體世界，與客體世界產生互動關聯(lián)，逐步走向社會化。而在社會化過程中，社會交往是重要內容之一。“00后”是伴隨21世紀出現(xiàn)的群體，其交往行為凸顯互聯(lián)網原居民的網絡圈子依賴表征，同時表現(xiàn)出新世代群體抵抗傳統(tǒng)“血親社交”的決絕性，即一定的疏離表征。如何去看待、解釋依賴表征、疏離表征及其共存性，是本研究的出發(fā)點。

在分析問題時，本研究借鑒了現(xiàn)象學的形式結構分析思路：一是多樣性中的同一性結構。索科拉夫斯基認為，現(xiàn)象學分析就是“描述特定種類的對象所固有的多樣性”，特定種類的對象具有多樣性，同時多樣性又涵括于某種同一性之中。“00后”群體社交的依賴維度和疏離維度背后，必然存在某種同一性的本質。二是在場與缺席的結構。“如果我們要覺察到在場者，那么就必須存在著它的可能的缺席之視域。在場作為對于某種缺席的消除而被給予。”在場和缺席具有同一性。“00后”群體對網絡圈子的“依賴在場”和對親戚圈的“疏離缺席”具有同一性。

1.“00后”網絡圈子依賴表征及成因

Z世代指網絡世代，廣義的Z時代包含“00后”。他們的社交需求旺盛，數(shù)據(jù)顯示，75%的Z世代表示希望有更多時間和同伴在一起。他們活躍在各個網絡社區(qū)或群聊中，通過共同語言吸引“道友”形成社交圈子。隨著陌生人社交和興趣社交的發(fā)展，Z 世代社交市場空間廣闊，2021年的一項研究預測其市場有望突破千億^[4]，并保持高速增長。

1.1   網絡圈子依賴表征

在早期的“圈子”研究中，李培林通過垂直式梳理中國社會結構，發(fā)現(xiàn)20世紀的中國權力差序結構從文化網絡到組織網絡；周建國提出當今的社會結構正在向緊縮圈層結構轉變；羅家德通過差序格局理論劃分社會關系結構等，學者們結合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解釋“圈子”現(xiàn)象，十分關注“圈子”中的差序格局。隨著媒介技術的發(fā)展，“圈子”的載體經歷了從口語媒介到網絡社交媒介的更迭，其存在場域也從現(xiàn)實向虛擬空間延伸。

人民網研究院發(fā)布的《2021年“00后”生活方式洞察報告》顯示，“00后”作為互聯(lián)網用戶的主力軍，是課內外自我增值的“平衡大師”，59%的“00后”會在文化教育領域進行自我投資，在興趣上通過多元體驗豐富生活。他們通過基緣（學緣、趣緣等）進行“圈子”拓展，通過特定時間形成偶然“圈子”^[8]，并在網絡各種圈子里互動。

可以說，作為數(shù)字移民原住民的新一代青年，尤其是“00后”，他們在觸網、玩梗、網游等方面擁有了較大自主權?；ヂ?lián)網“圈子”傳播重塑了他們的社交方式。

從漫圈到飯圈、繪圖圈、語C圈等興趣社區(qū)，“00后”群體奉行“萬物皆可圈”，在網絡上組建并參與各類興趣社群，擁有眾多基于興趣劃定的社交圈，活躍于點贊、評論、轉發(fā)、原創(chuàng)等互動活動。

針對這種萬物皆可圈，一些學者從更為憂思的層面提到了網絡社交依賴。網絡社交依賴往往與手機依賴交織在一起。大學生群體的網絡社交與手機網絡依賴顯著相關^[10]，網絡社交可正向預測手機依賴，網絡社會支持在網絡社交與手機依賴之間起中介作用。^[11]可見，以“00后”為主體的大學生，網絡社交越多，其對手機越依賴。

過度的手機依賴、網絡圈子依賴可能造成群體性孤獨、線下人際交往能力退化、線上八卦謠言難以管制等系列問題。相較于傳統(tǒng)社會的“差序格局”，大學生網絡圈子形成了新“差序格局”。一方面，社交圈層增強了人們在人際間的溝通，核心社交圈更是呈現(xiàn)“強關系”態(tài)勢；另一方面，圈層固化也會導致信息封閉、“沉默的螺旋”及網絡輿情失控。

1.2   網絡圈子依賴的原因

1.2.1   情感寄托

“00后”緣何依賴網絡圈子進行人際交往？Kim認為一個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會影響其智能手機的使用程度。在心情低落、無聊、社交焦慮、抑郁等心理狀態(tài)下，使用智能手機社交可以作為一種分散注意力的逃避策略。David和Shin指出：智能手機的使用通常受個人渴望體驗情感提升的動機影響，這種動機驅使人們通過短信、電子郵件和社交活動調節(jié)或緩解自身情緒。消極的情緒體驗，可能會導致有問題的使用趨勢的發(fā)展。例如，焦慮的人可能會經常依賴智能手機與他人進行電話溝通或發(fā)信息溝通，并通過娛樂尋求感覺，以應對他們的負面情緒狀態(tài)。此外，經歷孤獨的人更有可能使用智能手機聯(lián)系他人來緩解負面情緒。^[14]但孤獨的人也可能變得更加孤獨，如此陷入“死循環(huán)”：為了緩解孤獨而去依賴網絡社交，但過度的線上社交，又會進入集體性孤獨。

1.2.2   人-網社交個性化

互聯(lián)網改變了“00后”的社交方式。超過10億中國網民在互聯(lián)網空間聚集，他們加入各大網絡圈子或者網絡社群。不同于網絡社區(qū)側重空間的聚集，網絡社群則只指向人群，它是基于特定虛擬社區(qū)形成的較為緊密的且具有一定的群體意識的人群聚合。^[15]青年以互聯(lián)網為媒介進行網絡互動，具有共同目標和網絡群體意識。

作為從小生活在互聯(lián)網環(huán)境中的“00后”群體，他們活躍在微博超話、豆瓣小組、朋友圈等社交工具所營造的網絡交往環(huán)境中，成為穿行于虛擬世界的互聯(lián)網游子。相較于成長于紙質媒介環(huán)境的長輩，“00后”群體成長環(huán)境較為開放、自由，具有較強的個性特征，更渴望通過手機移動網絡融入擁有共同話語的興趣圈層，以追尋某種共鳴，完成自我本真的實現(xiàn)和不同角色的扮演。如在《明星大偵探》豆瓣小組中，青年粉絲的社交更像是一種“自我裝扮”，他們在意的不是與某個具體的人形成社交連接，而是在這個社群中抒發(fā)自己的觀點，收獲認同，以此來顯示自己是一個獨特或有趣的人。

1.2.3   線上社會資本的積累

社會資本是“鑲嵌在個人或社會個體占有的關系網絡中，通過關系網絡可獲得的、來自關系網絡的實際或潛在的資源的總和”。社會資本主要包括網絡、信任和互惠規(guī)范3個維度。近年來，諸如微博、抖音、微信等社交平臺的出現(xiàn)，改變了青年或青少年傳統(tǒng)的社交方式。在場交往逐漸減少，缺場交往逐漸增多，人們的線下社會資本實踐也隨之轉移至線上。研究發(fā)現(xiàn)，社交媒體的使用頻率與聯(lián)結社會資本、黏合社會資本、維持社會資本均呈顯著正相關。以大學生微信使用為例，微信使用強度越大，大學生所擁有的橋接型社會資本和黏合型社會資本越多。通過網絡群聊，人們可以來擺脫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進行全世界范圍的虛擬社交活動。社交網絡通過促進網民的聯(lián)系和互動來推動網民社會資本的增加。

具體來講，人們通過分享自己的生活，在維持人際關系的同時，結交新朋友，甚至成為意見領袖，實現(xiàn)社會資源交換，收獲社交滿足感，獲得網絡社會支持，擁有關系性維度的社會資本。關系性維度在社會關系網絡人格化方面，表現(xiàn)為具體的、進行中的人際關系，是行動者在互動過程中建立的具體關系，是通過創(chuàng)造關系或由關系手段獲得的資產，主要包括信任與可信度等。同時，線上社交網絡中，處于大型網絡社交平臺（如微博超話、豆瓣小組）的青少年基于相同的興趣聚集，他們對某些事物或現(xiàn)象有著相似的理解和相似的話語表達，從而產生認知性維度的社會資本。在網上有著龐大社交網絡的人，擁有了線上社會資本后，更易依賴手機維持關系。此時，包括手機成癮在內的PSU（即問題型手機使用）現(xiàn)象出現(xiàn)。

2.“斷親族”的疏離表征及成因

一方面，以“00后”為主力的年輕網民活躍在網絡各大圈子，如《明星大偵探》豆瓣小組關于《02案夜半酒店Ⅱ》平均回帖達53條；另一方面，傳統(tǒng)差序格局中的核心圈——親緣圈卻在松散甚至解體，甚至出現(xiàn)了“斷親族”。

2.1   “斷親族”的疏離表征

20世紀四五十年代，費孝通針對中國鄉(xiāng)村封閉性、鄉(xiāng)土性等特點，指出中國鄉(xiāng)土社會具有“差序格局”的結構特點，其社會交往的熟人圈子是基于血緣、地緣關系，凡是“圈子”波紋涉及的成員都互相產生聯(lián)系，并且推出的距離越遠，聯(lián)系越薄。^[24]傳統(tǒng)的社會交往圈以血緣和人情為內圈層和中間圈層，熟人社交占主導，而“斷親族”的出現(xiàn)是對延續(xù)了幾千年的差序格局的重要挑戰(zhàn)。

“斷親族”，就是不與親戚來往的年輕人。學者通過隨機問卷調查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的“90后”及“00后”的年輕人，家里如果沒有事情就幾乎不與親戚聯(lián)系。他們在朋友圈傾向于屏蔽部分親戚甚至父母，在家族微信群里保持沉默，崇尚“沉默是金”。

“斷親族”年齡越小，與親戚的來往就越少。新一代年輕人懶于、疏于同二代以內的親戚互動和交往。以春節(jié)拜年為例，“斷親式拜年”話題里常出現(xiàn)類似這樣的表述：“每次有親戚來做客，碰到不服管教的熊孩子，真的很討厭，還不能指責，為我的樂高默哀”；“過年不喜歡跟親戚吃飯，都是不熟的人，沒話講”等。

2.2   “斷親族”疏離的原因

2.2.1   從血緣到趣緣的關系嬗變

傳統(tǒng)社會重視家庭和親屬關系。對于鄉(xiāng)村社會，費孝通先生指出，鄉(xiāng)村終究是封閉的，就是一個循環(huán)而已。年長世代親戚之間存在著濃濃的血緣關系，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網絡是維系中國農村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最重要的社會網絡。^[27]人們生活在較小的圈子內，彼此之間的聯(lián)系較為緊密。

進入了現(xiàn)代化、開放性、高流動性的社會后，中國人的社會資本網絡結構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以趣緣而非血緣的二元同伴關系、校友關系等逐漸占據(jù)了社會關系的重要方面。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社會流動的加速，以及市場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新的權力和利益因子不可避免地滲入普通中國人的親情結構，親情、友情、交情在面對利益和權力時具有軟弱性^[28]，人們進行人情往來也不再單純以血緣、家族為依據(jù)。^[29]“00后”群體成長于這種親情在事實上具有“軟弱性”的環(huán)境，對親戚關系的維系在認知上不夠重視，在行為上也表現(xiàn)出一定的缺乏耐心。

2.2.2   親輩的物理分離

傳統(tǒng)社會“圈子”交往以地緣和血緣為主。彼時大家就近居住，近距離交往。隨著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加快社會流動，人口不斷聚居于城市，最終導致社會結構變遷。^[30]農村人“進城”，隨遷人口不斷增加。青年所表現(xiàn)出來的親戚關系的淡化，主要是工業(yè)化的產物。^[31]農村社會的現(xiàn)代化中，農村親屬關系的緊密程度將會有所減弱。^[32]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城—城流動持續(xù)增加，加速了居民的居住分離。^[33]

交流的物理距離拉遠，原本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變成核心家庭與爺爺奶奶輩、兄弟姐妹的分離，為親戚之間的面對面交往帶來更大難度。

2.2.3   逃離初級人群

微信朋友圈不難見到類似這樣的沖突描述：“爸媽理解不了這樣的現(xiàn)象——讓女兒幫她表妹找個工作為什么不愿意。兒女為什么長大了就變了，寧愿把時間和錢跟外人一起浪費掉，也不愿幫襯家里。”父母感覺困惑，子女覺得委屈，慢慢地，子女與二代外的親戚斷了聯(lián)系。為何會出現(xiàn)兩代人觀點分歧的現(xiàn)象？原因不外于兩代人的成長環(huán)境不同、觀念不同、人際圈子不同、所看重的關系不同。

人類關系分為初級關系和次級關系。所謂初級關系，指的是血緣和地緣相近的關系，如親戚、鄰居。后者的次級關系，指具有共同利益的關系，如同學、同事關系等。隨著社會變遷和社交媒介多元化發(fā)展，初級關系的重要性在不斷降低，次級關系越來越重要。年輕人與家的物理距離越來越遠，相較于血緣關系，他們更看重以學緣、業(yè)緣、趣緣等維系的關系。

同時，父母輩自我分化失敗也是年輕一代逃離初級人群的重要原因。關于自我分化，心理學家Bowen認為，一個成熟的人，應該有良好的自我分化水平。^[35]從人際關系層面來看，自我分化就是一個人要掌握好親密和獨立的平衡。根據(jù)心理學解釋，父母的自我分化失?。ㄈ缫蚧橐霾恍腋＝洺Ｏ蜃优畠A訴），會導致子女或年輕一代的行為逃避，轉向在網絡社交平臺“吐槽”，并減少現(xiàn)實中與父母的聯(lián)系頻率。

面對自我分化失敗的親戚甚至父母，部分年輕人選擇單方面不理會“委托找工作”的信息，通過情感阻斷的方式，來逃離情緒纏結的痛苦，完成自我的分化或者對自己人生的把握。在問題型手機使用行為中，智能手機可能被用作避免處理的手段，或逃避某些過去的創(chuàng)傷（如父母長輩對孩子的忽視、來自族親的心理虐待），進而陷入與現(xiàn)實親戚“斷親”、進入網絡圈子社交的兩重交流場景。

3.依賴與疏離：轉型期社會“00后”社交的一體兩面

網絡圈子依賴代表了一種陌生人社會中人們交往的流動性，而斷親行為也是人們逃離傳統(tǒng)“熟人”交往場域的一種表現(xiàn)。這種依賴與疏離之所以具有沖突效應，是因為社會正處于傳統(tǒng)的熟人社會向網絡時代的陌生人社會轉型時期。

3.1   熟人社會的社會交往：穩(wěn)定性

熟人社會講究“人情”“面子”，由于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的封閉性、鄉(xiāng)土性，其人際交往以鄰居、親戚等熟悉的人為主。傳統(tǒng)鄉(xiāng)村，人們聚集群居但物資不足，個體能力不足以抗衡生存困境，于是就近結成“同盟”，守望相助，在與“自家人”的交往中（如在紅白喜事的人情往來，春節(jié)期間走親訪友的“禮物”的流動，做飯時自種蔬菜的物物交換等），形成以關系、人情等為主要維系手段的鄉(xiāng)村共同體。

這種共同體，是情感、依戀、內心傾向等自然感情一致的基礎上形成的、聯(lián)系密切的有機群體，其人際社交具有穩(wěn)定性。中國傳統(tǒng)時期鄉(xiāng)村共同體穩(wěn)固的基礎是家戶的超穩(wěn)定。家作為鄉(xiāng)村共同體的最小單元，講求“家和萬事興”。“當家人”掌握家庭財政大權，并維護著長幼有序、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制度規(guī)范，三代甚至四世同堂，不分門立戶，其內部關系呈現(xiàn)家庭實體整體化。“戶”為家的外部單元，由于傳統(tǒng)社會生產落后，“自家人”結成同盟，農忙時節(jié)互幫互助，其鄉(xiāng)村活動具有公共性。家的完整性和戶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維持鄉(xiāng)村共同體的穩(wěn)定。處于該共同體的年輕一代成為“小輩”，與長輩一起置身于傳統(tǒng)社會的“自己人”圈子，不必離群索居，在濃稠而穩(wěn)定的社會關系中抵抗風險、獲得安全、滿足親密感。

3.2   陌生人社會的社會交往：流動性   

從社會關系與社會交往的角度來看，現(xiàn)代化與現(xiàn)代性促成了傳統(tǒng)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變 ^[38]，“半熟”社交甚至陌生人社交興起。傳統(tǒng)的熟人社會彼此熟知、家戶關系較穩(wěn)固；網絡社會中，人們可以實現(xiàn)全世界范圍內交往，社交空間大大擴展，處于“液態(tài)社會”?，F(xiàn)代社會像“流動”的液體一樣，人與人的交往方式多樣化，生活狀態(tài)不可能長時間保持其形狀。

當流動性成為“00后”重要屬性甚至核心社交屬性時，穩(wěn)定性必然成為邊緣屬性甚至明顯被排擠的屬性。相較于熟人社會“阡陌相交，雞犬相聞”、熟人間“不分彼此”的無邊界狀態(tài)，年輕一代喜歡邊界感，拒絕社交黏稠^[40]，追求“不要或少麻煩別人”，也向往擁有“別人也不要麻煩我”的清靜。

然而，人類是社會性動物，社交需求是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F(xiàn)代社交媒介的發(fā)展，使得技術賦權用戶進行網絡社交成為現(xiàn)實。同時，現(xiàn)代生活的“流動”導致了個體生活的不確定性、無知感與無力感。作為“網生代”的“00后”群體熟練掌握網絡社交密碼，活躍于微博超話、小紅書內容社區(qū)、B站話題等各個網絡圈子，以獲得社交滿足、線上社會資本的積累，并希冀進入像鮑曼所形容的那種社群主義共同體——“一個置身于波濤洶涌、讓人無處藏身的大海中的舒適安逸如家的平靜小島”。

但是眾多網絡圈子可能無法滿足“舒適安逸”的期望。從鮑曼提出的“衣帽間式的共同體”概念可以看出，以陌生化交往為主的興趣圈子，每個人如同觀看演出的觀眾脫下各式各樣的大衣，穿著適合于那一場合的服裝，但隨著演出結束，這些人又穿上了自己的大衣，消失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由此，人們因為相似的目標與某方面興趣構成了一個暫時的共同體。

這種短期的共同體或圈子把人分成了不同部分，而不是一個整體，這種分裂的共同體無法為個體提供完整的安全保障。有時人們因為某次打榜活動組織起來的微博超話，在活動結束后又馬上歸于沉寂。有時人們因為某種愛好加入某個團體，后期可能由于群體缺乏社交規(guī)范引發(fā)倫理風險，使社會秩序出現(xiàn)裂痕。^[37]

3.3   “流動”的隱患：社交規(guī)范缺位引發(fā)的問題

傳統(tǒng)的熟人場域擁有一套成熟的社交規(guī)范，包括語言符號、非語言符號和實踐機制等。類似網絡圈子這樣的陌生人場域尚無成熟的社交規(guī)范。缺乏社交規(guī)范的網絡圈子面臨網絡謠言、網暴、隱私泄露等問題，這也讓置身網絡圈子的“00后”群體面臨著各種風險。他們缺乏來自傳統(tǒng)熟人交往的社交歷練，帶著年少的好奇心和尚未發(fā)展完備的認知能力，常年游走于各個網絡圈子，在不自覺地讓渡自己作為主體的權利（如隱私權）的同時，也在有意或無意地試探甚至突破他人權利（如隱私權、不被誹謗的權利等）的邊界。

結語

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言：人們像他們的時間勝過像他們的父親。

城市化推動、社交媒介進步、趣緣勃興和出于社會資本的考量等因素，形成了屬于“00后”的“時間”，他們更趨向于具有流動性、便利性的陌生人社會，甚至形成某種網絡圈子依賴，同時遠離具有熟人社會穩(wěn)定性、規(guī)范性特征的血親圈。“00后”活躍于各種各樣的由陌生人自由組合也可能隨時解散的網絡圈子，這些網絡圈子多為人類道德倫理尚未開墾的版圖，在帶來各種便利甚至新奇體驗的同時，也會產生一個較為嚴重的心理傾向——外在世界的“商品化”，即把周圍世界看成是一個供直接消費的產品聚合體，把這個有著它的居民的世界視為消費品的聚集。當“網絡圈子”也成為一種消費品，各種負面影響接踵而至，如網絡暴力、隱私泄露等。身處各種網絡圈子的“00后”群體，因為社會閱歷的不足、認知水平的有限，既可能成為讓渡自身權利的受害方，也可能成為突破他人權利邊界的施害方。如何規(guī)范網絡圈子交往，建構網絡道德空間與道德共同體，尚待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瑞士]皮亞杰.發(fā)生認識論原理[M].王憲鈿 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22-58.

[2] [美]羅伯特?索科拉夫斯基.現(xiàn)象學導論[M].張建華 等譯.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28.

[3]中信證券.Z世代社交需求市場研究：以Soul和TapTap為代表的Z世代社交[EB/ OL].https：//mp.weixin.qq.com/s/-r2s932uNhoSbflPM8u4bw，2021-07-08/2022-10-24.

[4 ]中信證券.2021年Z世代社交需求市場研究報告[EB/OL].https：//mp.weixin.qq.com/s/L3LmtaSdflM93bpEIfonRw，2021-07-09/2022-10-24.

[5 ]李培林.20 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102.

[6] 周建國.緊縮圈層結構論——一項中國人際關系的結構與功能分析[J].社會科學研究，2002：98-102.

[7] 羅家德.圈子文化的市場力量[J].商界（評論），2011：40-44.

[8] 趙高輝.圈子、想象與語境消解：微博人際傳播探析[J].新聞記者.2013（5）：66-71.

[9 ]王玉琦，任祖欣，王子清.“圈子”傳播對交往關系的重構與彌合[J].青年記者，2022（4）：54-55.

[10] 王小璽.大學生手機網絡依賴與網絡社交的關系研究[J].決策探索（下半月），2017（6）：85.

[11] 張紅坡等.大學生網絡社交與手機依賴的關系：網絡社會支持與心理素質的作用[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22：1-10.

[12] 方楠.網絡差序格局中大學生網絡社交圈層化研究[J].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9（2）：93-97.

[13] 陳昱，褚紅素.大學生社交“圈層化”：外在表征、發(fā)展規(guī)律[J].文化創(chuàng)新比較研究，2021（6）：32-34.

[14 ]Lopez-Fernandez Olatz. Generalised Versus Specific Internet Use-Related Addiction Problems： A Mixed Methods Study on Internet， Gaming， and Social Networking Behaviou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8（12）.

[15 ]彭蘭.“液態(tài)”“半液態(tài)”“氣態(tài)”：網絡共同體的“三態(tài)”[J].國際新聞界，2020（10）：31-47.

[16]張婷婷.媒介依賴理論背景下的大學生手機使用研究[J].傳媒，2018（22）：77-79.

[17] 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 481-510.

[18] Robert D. Putnam，What makes democracy work?[J]. National Civic Review， 1993（2）：101-107.

[19 ]高大偉.我國城市獨居青年生存現(xiàn)狀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勞動保障世界，2019（30）：80-81.

[20 ]趙曙光.社交媒體的使用效果：社會資本的視角[J].國際新聞界，2014（7）：146-159.

[21] 潘曙雅，劉巖.微信使用對大學生社會資本的影響機制研究[J].國際新聞界，2018（4）：126-143.

[22] Dong Liu，Sarah E. Ainsworth，Roy F. Baumeister. A Meta-Analysis of Social Networking Online and Social Capital[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2016（4）.

[23] 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3）：481-510.

[24] 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M].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62-65.

[25] 胡小武，韓天澤.青年“斷親”：何以發(fā)生？何去何從？[J].中國青年研究，2022（5）：37-43.

[26] 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4.

[27] 鄭鳴謙.家譜文化：讓血脈親情落葉歸根[J].中華民居，2017（4）：70-77.

[28] 何君安，劉文瑞.權力、利益、親情的沖突與嵌合：再論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J].青海社會科學，2013（3）：111-116.

[29] 宋麗娜，田先紅.論圈層結構—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再認識[J].中國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109-121.

[30]  John Palen. The Urban World[M]. 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7：7.

[31] 謝作詩.親戚關系淡化是工業(yè)文明的產物[J].記者觀察，2014（7）：36-37.

[32] 王思斌.經濟體制改革對農村社會關系的影響[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3）：28-36.

[33] 左昕，林李月等.中國城—城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空間結構與地域模式[J].地域研究與開發(fā)，2021（4）：158-163.

[34 ]肖冬平.當代中國社會人際關系異化現(xiàn)象透視[J]. 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2（10）： 98-103.

[35] Graham Berman. Book Review： Family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978（8）.

[36] [德]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J].張巍卓譯.商務印書館，2019.

[37] 孫強強.家戶分離、技術賦能與鄉(xiāng)村共同體重構[J].山西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65-73.

[38] 龔長宇.陌生人社會：價值基礎與社會治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

[39 ][英]鮑曼.流動的現(xiàn)代性[M].歐陽景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40] 管健.“熟人社會”到“日常注重邊界感” 當代青年社交需求的變化與特點[J].人民論壇，2021（25）：28-31.

作者簡介：羅雁飛（1979-），女，河南固始，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新媒體傳播；葉林園（1999-），女，河南信陽，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新媒體傳播。